“我是学校教职工网球队的队员。”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彭旭明自豪地和记者说。身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自豪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天，54岁的他在北京领取了由第三世界科学院颁发的“2002年基础科学奖”中的化学奖。
这位体重有些超重的科学家，一度被他的学生比做胖乎乎、笑容可掬的快餐店招牌―――肯德基老爷爷。“我的学生总爱拿重量‘欺负’我。”他笑着“控诉”。“控诉”归“控诉”，彭旭明的心里有杆秤。自从1976年结束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台湾大学任教以来，他经常是身兼数职：教师、科研人员，系主任或副校长。而无论多少事务缠身，教学在他心中始终都占第一位。1999年到2002年他任台湾大学副校长，如果上课与校务会议撞车，会议自然要给课堂让位。“不能耽误学生吸收新知。”他说。副校长3年任期一到，他立刻结束这项服务性的工作，回到教授的职位上。
27年的教书生涯，彭旭明对教材烂熟于心。只要课前稍稍温习10分钟，一堂生动的化学课便呼之欲出。在起步的这个学期，彭旭明负责给大一新生讲授普通化学。
彭旭明教书，同时也在育人。他从不向学生讲大道理，在他看来，学生自可在老师日常的教书做学问中，体会为人之道。但是他会告诉学生，做学问，要热诚，但不要急功近利。
台湾的学术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彭旭明鼓励优秀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接受磨炼，开阔自己的视野。他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只有在见过大场面和与高手共事之后，你自己才有可能达到那个层次。”
作为一个化学家，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无机化合物合成的研究。近10年他把研究重点放到金属化合物如何链接上。他以无机络合物的合成及性质一项研究获得 TWAS2002化学奖。这一个项目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合成世界上最细的金属线。“这是单原子金属线，显微镜上根本看不出来”。
如果与时尚挂钩，彭旭明的研究就是纳米科技。他所研究的领域，日后发展成熟，会缩小各种元器件的体积。比如电子仪器、元件，可能比今天见到的还要小得多。
彭旭明还有一个隐性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回台湾工作时，台湾学术研究的整体环境并不好，资金支持有限。他挺身而出，四处游说，为改善科研环境努力。期间，许多琐碎工作使他所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化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氛围已经明显改善。
随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彭旭明的时间越来越紧，可他很会利用时间。年轻的时候，他常常阅读各种文献，学习新知。如今，没那么多时间，他改为大量阅读学生的论文。“我可以从学生身上学到许多新的 i dea（点子）”。
不管怎样繁忙，彭旭明有几点一定要保证。他开玩笑说，要好吃好睡，运动更绝不能少。每周，他都要坚持两次运动。“无论是谁，保持好的状态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工作中从来就没想到过自己是女性。”今天上午，王志珍在第三世界科学院2003北京大会上做完半个小时的获奖报告，一下台，就被记者们包围起来。因为是获奖者中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女性身份，王志珍成为大会上的焦点人物之一。
由于王志珍在蛋白质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第三世界科学院将“2002年基础科学奖”中的生物奖颁给了她。大约在半年之前，第三世界科学院秘书长首次向她通报了获奖消息，并告知要在今年的TWAS大会上做报告。王志珍当时感觉既突然同时也很平静，“我们做科研是一步一步认真在做，希望取得突破，但没想着要拿什么奖”。
王志珍是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科学家。1942年生于上海的王志珍，22岁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她在这里从研究助理开始干起，逐步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最后成为教授。
王志珍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海外生活和从事科研工作的背景。从1979年开始，王志珍有很多时间是在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交流访问和研究工作的。1993年，她从海外回到国内继续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我可以自豪地说，这次获奖的成果完全是我在国内的实验室里所取得的。”在大会报告的幻灯片中，王志珍罗列了一串她在中科院的同事和学生的名单，为他们共同完成了这样富有价值的工作而致谢。“这些工作和我在国外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王志珍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有些海外回国的人可能会把国外的工作照搬回来，这样比较省力，但不是科研上的好办法。”她所追求的是中国科学家在科学上要有自己的原始性成就。
这次获奖成果主要是她在“蛋白质折叠”方面研究的突破。这项成果突破了国际科学权威对于蛋白质折叠规律的认识，最开始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议，但王志珍和同事们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最终使得国际上公认这项成果。1993年，她在蛋白质折叠的前沿领域建立了“帮助蛋白质折叠的生物大分子研究”的新课题，也在国内开创了折叠酶和分子伴侣研究的新方向。
这项工作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啥关系呢？王志珍说，人体生命活动要靠蛋白质来进行，蛋白质折叠是其中重要一环。如果蛋白质折叠出错了，就会引发生命活动异常，比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疯牛病等就与此相关。王志珍的研究成果就是揭示蛋白质折叠规律，这样做才能够更好地预防相关疾病。
王志珍在国内进行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7年、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1年，她连续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成果奖。同时，由于她在生物科学上的突出贡献，于200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将继续把在蛋白质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王志珍和记者说，中国正在进入老年社会，这方面研究的新突破会使千百万个家庭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新兴的基因工程也期待着蛋白质研究的进展，而这将造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第一次来中国的印度国家科学院院士迪帕克？达尔，在获得很多荣誉后，今天在北京领取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颁发的2002年基础科学奖的物理奖。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51年达尔出生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城镇。父亲的职业是法官，经常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结果他在北边小城镇许多个小学校中接受完基础教育。
刻苦的学习让达尔拿到奖学金，为他进一步深造扫除障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著名科学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更是受益匪浅。他有机会接触许多优秀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不自觉地向他们看齐”。
多年来，他对物理的热爱从来就没放弃。究其原因，他解释：“我喜欢研究问题，我也非常享受我的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就像一幅画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但是对达尔来说，面对物理的美丽画卷，他感到赏心悦目。
在物理学的探索道路上，达尔也经常遇到很多问题：有些能解决，有些不能解决。在达尔看来，是否有想法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面临困难时心理上的障碍。”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建议：先把它放到一边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几个月后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毕竟在科学领域里，能解决的问题只是沧海一粟。更多未知难题还在等待着我们”。
达尔在自己的领域中执著。在他看来，随着科学和生活的发展，他所研究的领域不断有新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多么有趣。”他说。
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好奇心。达尔是个理想主义的科学家，他的幸福观很简单：一个人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工作，钱不是第一位的东西。他也同样劝告年轻人应该从事自己最喜欢的行业，钱并不意味着一切。
多年的坚持让达尔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成就。如今，他在印度的 T ATA基础研究所供职，那是一家在国际上有良好声誉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于渌与达尔有过往来，理论物理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于渌院士介绍，如果用学术名词来形容，达尔从事统计物理方面自主值临界性的研究。这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与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却与生活有联系的领域。
达尔这样评价自己的研究：“自然界有许多问题，不可能每个都研究。但可以从一个有可能成功的问题着手，并试图解决一组问题。我的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是理论物理学家，可他认为所有的科学没有纯基础和纯应用之分，两者必须有所结合。如果偏向某一方面，只会取得很少的成果。
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达尔认为科学家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其中，大众媒体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实际上，支持科学研究，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
今天，记者只能和何塞？安东尼奥？德拉？培尼亚的照片面对面。作为第三世界科学院“2002年基础科学奖”数学奖的得主，德拉？培尼亚因为个人原因，在即将从墨西哥动身前往北京领奖的最后一刻，不得不取消了他的中国之行。
德拉？培尼亚，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他因在驯顺代数及其模范畴结构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研究二次形的使用及模流形的几何结构使用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 TWAS2002数学奖。
德拉？培尼亚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代数。他的工作大多都与代数表示论相关，但他同时也在线性代数、数学化学、组合学和统计学方面发表了很多著作。迄今为止，他已在这些领域发表了9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不仅如此，他还在通俗科学领域撰写了两部著作和20多篇论文。此外，他还主持设计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科学博物馆的数学大厅。
德拉？培尼亚教授在代数表示论领域的主要工作，是对驯顺表示型代数及其模范畴进行描述。他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证明了瑞士科学家彼特？伽布利尔（代数表示论的创始人之一）在有限表示代数方面的猜想。而这一成果对今后有限表示代数的进一步分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德拉？培尼亚出生于墨西哥。1975年至1983年，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完成了本科及研究生的学习。从1984年至1986年，他师从代数表示论创始人之一的彼特？伽布利尔，在瑞士的苏黎士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从1986年开始，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数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并于1991年成为教授。
曾与德拉？培尼亚教授有过学术交往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英伯这样评价他：“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墨西哥人，为人善良严谨，精力充沛过人，常常为了工作而废寝忘食。”据张教授介绍，代数表示论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研究的高峰期。当时，一大批较年轻的研究人员加入其中。在伽布利尔的学生中，德拉？培尼亚是最有天赋、最出色、能力最强的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个通才，深入钻研自然科学的他，对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也有一些研究，尤其喜欢毕加索的作品。
代数表示论的研究是一个纯理论性、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也是非常辛苦的。然而，德拉？培尼亚却用他的天赋和勤奋，在这一领域里埋头钻研，慢慢的变成为该领域里世界知名的学者。他被阿根廷、巴西、法国、德国、希腊、日本、中国、加拿大、西班牙、挪威、瑞士、美国、委内瑞拉等多国的大学邀请前往讲学、给研究生上课，还带博士生。他的两位学生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被墨西哥科学院授予当年的“威兹曼”奖。从1998年起，他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他目前还是代数表示论国际大会委员会的终身委员，担任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数学联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墨西哥科学院院长职务。
德拉？培尼亚曾两次访问中国，2002年曾作为国际数学联盟的墨西哥数学家首席代表来北京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与墨西哥在代数表示论方面交流比较密切，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数学研究所有固定的交流项目。
第三世界科学院将2002年度的基础医学奖授予墨西哥国立大学的拉努尔福？罗莫博士，表彰他在神经系统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今天上午，罗莫博士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解释他14年来所致力研究的大脑皮层怎样传递神经感知信息，人类怎样依靠信息做出决定。
罗莫是墨西哥国家科学院院士，198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神经系统学博士学位，现在就职于墨西哥国立大学生理学学院。他率领的实验室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学研究机构之一。
第一次到中国的罗莫博士对此次旅行充满了好奇：“历史课本给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今天我终于能真实地感受这一切，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还有令人回味无穷的中国菜。”“我研究什么？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弄清楚人和其他生物为什么能听、能看。人体就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一直以来，学者们都企图解释大脑怎样控制、润滑身体的各个部件，使之能有效运转。”罗莫解释说。
2000多年前的古代哲学家就在猜测大脑是怎样指挥人体工作。罗莫说，古代哲学家的猜想虽不是科学，但我们后人的很多工作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手段、工具来验证他们的假说是否成立，科学验证正确的假想就可以被运用。
罗莫和他的同事用猴子做试验，追踪监测猴子在受到不同的刺激后，神经怎样把感知到的信息译成代码传给大脑，大脑怎样指挥肌肉等各个身体组织做出一定的反应。根据无数次试验，罗莫试图解释，受到刺激后，大脑何时依据感觉信息做出决定，在大脑的哪个位置能将神经的反应翻译成做决定的指令。罗莫说，神经系统是一门基础科学，是很多其他学科的根源，搞清楚大脑怎样做指令不但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学的发展，还可以为攻克精神方面的疾病作出贡献。“正因为是一门基础科学，所以花了14年的时间我们才有了这些成就”。罗莫说，还在童年时代，他就对生命这个奇妙的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愿意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索生命的事业上。得知获奖的消息之后，家人和同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家庭聚会，“非常荣幸，我有机会成为墨西哥第一个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医学奖的学者。”
我国著名医学家顾方舟是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医学奖评奖委员会8个成员之一，这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前院长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顾老介绍说，神经系统学、免疫学、内分泌学和人类是怎样衰老的是目前全球基础医学领域关注的热点。第三世界科学院把2002年的基础医学奖颁给罗莫也说明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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